萍乡现存唯一！见证400余年→

萍水河畔，一座古朴的城门静静矗立，青灰色的城砖在岁月的洗礼下显得厚重而沧桑。这便是萍乡现存唯一的古城门——禹门。禹门位于南正街孔庙对面，由砖石结构组成，坐西北朝东南。2019年重修时，沿用了约4.5万块古城墙砖，底长21.53米，底宽3.8米，上宽3.1米，高6.8米，是萍乡有名的地标。

禹门，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是当时萍乡城墙由土城墙改为砖城墙工程的一部分。据史料记载，御史马文炜和袁州知府陶之肖督促知县沈君校将土城墙升级为砖城墙时，为挹儒学之风气，促进文化兴盛，特在孔庙前后复开禹门。“禹门”，即“龙门”，取“锦鲤跃龙门”的吉祥寓意，且古时在其旁配植桃树与李树，意喻桃李满天下，寄托了当时人们对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美好期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便于百姓逃难，政府忍痛摧毁城墙。当时禹门因为只有10余米长、2米宽、2米高，跟当时南正街居民的住房建材一样，得以被保留下来。现在的禹门是2019年在原址上平移约30米，按照清朝城墙样式重修后保存下来的文化遗址。

禹门所依附的萍乡城墙，并非一蹴而就的工程，而是经历了从土城墙到砖城墙的发展历程。据史料记载，萍乡虽自三国吴宝鼎二年（267）设县，但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始终“因山为险，不设城垣”，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昭萍志略·舆地志·山川》中描绘萍乡“山川壮丽，外险中平”，“外险”就是指环抱萍乡周围的山脉。《江西通志》中记载：“（萍乡）北祖杨岐之脉，凤翼飞翔；南宾塔岭之朝，笔锋卓立。左肩罗岳，右臂徐仙；川澄玉鉴，洲拥金鳌”。即萍乡周围的高山有杨岐山、塔岭、罗霄山脉等，这些山脉构成了萍乡城的天然屏障。但是这种天然屏障并不能完全保证萍乡的安全，因此，萍乡城墙的建设目的也同大多数中国城墙一样，是出于军事防御目的。

据史料记载：“明正德年间，瑞贼百余猝至，如入无人之境。库狱不守，则以城池不备云。尔随因郡寇游起，兴筑土城”。由于盗贼滋扰，威胁县城治安，明正德七年（1512），知县胡佩开始奉官方文书修筑土城墙。后经知县高桂、杨自治相继修缮。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知县蒋时谟在土城墙上架设木头、覆盖瓦片来修补破损的地方。明万历三年（1575），知府郑惇典发公文，让知县黄台督促修筑河潭坊段的一百丈城墙。历经60余年的修筑，萍乡土城墙初具雏形。但“旧土城惟周西北，其东南民居环匝，滨河未城”，即当时只修筑了西北方向环绕的靠岸城墙，东南近河民居环绕的地方没有城墙。再加之土城墙容易被水冲刷而倒塌，于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巡抚都御史王宗载奉旨着手修建砖城墙。由于工事粗糙，工程还没全部完成，建成的部分就坍塌了。

明万历十二年（1584），都御史马文炜发公文让担任知府副职的陶之肖代理县内事务，亲自监督修城墙，并着手加固石基、拓宽马道，终于建成“周围九百一十八丈五尺，高一丈五尺，阔九尺”的砖城墙。为便于内外交通以及满足城内百姓生活所需，开辟4座城门：东门“来阳”通湘赣古道，南门“达秀”临萍水河埠，西门“连湘”接湖南驿路，北门“通楚”达江汉商道。又开辟小西门方便百姓往来。东南方向另开辟3座小门，以便居民取水之用。儒学门前又开辟禹门，用来吸纳孔庙的文风灵气。明万历十三年（1585），知县姚一理担心城墙根基靠水，容易被水侵蚀，于是沿河增筑护城石堤，“延伸一百余丈，高五尺，阔九尺”。至此，萍乡便具备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墙，军事防御功能得以加强。

到了清代，萍乡城墙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更迭。前有知县吴兴祚、刁之裔等相继修缮城墙。后有清康熙十三年（1674），叛贼入侵，城池失陷。直至两年后，贼寇被大军平定，城池恢复如初。清乾隆十一年（1746）发生水灾，城墙被大水冲毁大半，知县陆坪请求修缮却被拒绝；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陈廷枚命令知县张敉劝勉百姓修缮城墙，拆除破损旧墙，重新用砖砌筑，建成“周围九百四十四丈，高一丈六尺，宽六尺”的城墙，并堵塞2座小门，改动“来阳”“达秀”“连湘”“通楚”等名称，按地理方位依次改叫东门、南门、西门、北门。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知县胥绳武对城墙进行补修，使城墙“东边长九丈，南边长十丈八尺，西北边长七十丈八尺”。

清道光六年（1826），大水再毁城墙。据旧志记载，“六月二十六日蛟起大水，坏田宅无算，死者以万计，城圮数百余丈”。由于这场大水发生在半夜，人们正处在熟睡之中，很多人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洪水无情淹没。岁贡生彭炯在《水灾叹》中写道：“水骤发于夜半，仓卒无可避，乡城庐舍货财畜牧半付洪流。”不仅如此，这次冲毁的房屋也很多，就连厚实的城墙都被冲倒，4座城门只剩1座，南门的萍实桥也被冲垮，河滩树头尸体纵横。对于洪水过后的惨状，萍乡举人文鸿在《丙戌水灾后纪闻》一诗中感叹道：“顷刻室庐尽漂荡，但闻一片呼救声”。这次死于大水的人数，更是“万七千人登鬼录，十乡便有九乡哭”。

清咸丰初年，知县马九功奉上级命令劝勉百姓捐钱重新修缮城墙，加长城墙主体，增添垛口。修成城墙“周围九百八十二丈四尺，高二丈一尺六寸，墙脚宽一丈二尺，墙面宽九尺六寸，垛口总计一千二百七十座”。有城门7座，分别是东门、北门、南门、大西门、西南小西门以及东南两座临水水门。清同治七年（1868），东门城墙被水冲塌10余丈；清同治九年（1870），知县王明璠修复城墙，在亨泰桥（东门）、萍实桥（南门）建造关门；在城墙西北角加高垛口240座，增设炮台4座。当时萍乡县城城墙内面积约0.75平方公里，城墙外有4条小街，这一城区规模延续至民国初年。直至抗日战争期间，为便于百姓逃难，萍乡城墙被陆续拆除，仅留存禹门。

站在禹门之下，抚摸着那些历经百年风雨的城砖，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处建筑遗存，更是一部浓缩的城市发展史。从明代砖城的恢弘气势，到清代修缮的精细调整，再到抗战时期的无奈拆除，城墙的兴废始终与萍乡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这处残门提醒我们：城市的记忆不仅存在于典籍文献中，更镌刻在这些沉默的砖石之上，等待我们去解读、传承与珍视。

（编辑：李锡念）

来源：萍乡市新闻传媒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