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心里的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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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心里的桃源

夏风

深冬的江风，像冰冷的针，从衣裤鞋帽每个细小的缝隙里扎进肌肉。我从赣西的小山村桃源，驱车10多个小时，来到湖北宜昌的长江江畔，陪父亲在长江边漫步。年迈的父亲，脚步有点迟缓。走在这离家1000多里外的异乡，父亲却像个孩子一样兴奋，不停地指点着，哪是大坝，哪是船闸，哪是大桥，他一副陶醉的样子。江岸的灯光映在水面，夜里的长江显得幽深而魔幻。斑驳的树影下，我眼光迷离，莫名其妙地泪流满面。

2024年7月，我和几个兄弟自驾从武当山到神农架，从神农架到三峡，游轮过葛洲坝的时候，我就冒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要抽空陪着父亲来看看祖国伟大的三峡工程。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上溯几代，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地里刨食的种田人。到了爷爷这一代，战乱纷起，生活似乎更艰苦了。因为在1927年的某个深夜，容留了路过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屋檐下歇过脚，爷爷兄弟俩一直被白狗子骚扰。在老家无法容身，爷爷兄弟俩拖家带口离开了故土，在宜春的一座山里隐姓埋名，做了一个财主家的佃农。父亲便是爷爷在宜春做佃农时出生的。在宜春做佃农的岁月里，避祸的爷爷受尽了当地恶霸的欺凌，可正应了一句俗话，屋漏偏逢连夜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爷爷突然被撞开破门冲进来的国民党军抓了壮丁。在一次战斗中，爷爷被子弹打穿了手掌，伤口一直烂，却得不到治疗。为了活命，爷爷当了逃兵，九死一生回到妻儿身边。爷爷为了纪念在宜春生活的岁月，给儿子取名“宜清”，希望儿子记住宜春这个地方，也渴望未来的世界能天朗气清。

解放后，爷爷带着妻儿从宜春回到了故土。父亲这个佃农的孩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爷爷把他送进了学堂。那时的生活依然困难，父亲到离家几里外的地方去上学，每天带饭去学堂吃。家里的粮食不够吃，父亲只能带一碗煮熟了的南瓜。饿得慌的父亲，总是在去上学的路上，便把带去当午饭的那碗南瓜吃得干干净净，然后一直饿到傍晚放学回家。被饥饿折磨着的父亲，幻想着每一个文字都是一粒饱满的谷子或者高粱，哪怕是一块小小的红薯，也有勾人魂魄的魅力。可是，冰冷的文字还是文字，那期盼出现的谷子、高粱抑或红薯，最终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眼前幻觉里的面包，在火柴熄灭的瞬间，落入了无边的黑暗。受不了饥饿的父亲离开了学堂，跟着我的爷爷，田里山上卖力，踏着父辈的脚印，走自己艰难的人生路。

没读几年书的父亲，骨子里却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心里不仅装着自己的桃源，还装着祖国的河山。在村口的老墙底下，冬阳温暖的日子里，父亲与一众从苦难里走过来的兄弟聊天，总是感叹山河巨变。三峡工程、跨海大桥、万吨巨轮……父亲都如数家珍，津津乐道。

父亲今年80岁了，不仅越来越怀旧，还越来越向往能游历祖国大江南北，寻梦山河人不老，做一个快乐的老顽童。

为父亲圆梦，一直是我殷切的祈愿。

父亲18岁的时候，参加祖国二线建设，随部队在铜鼓县筑路。五六十年过去，他一直清楚地记得他工作的地方叫三都公社槽下大队。他时时念叨，不知当年工作的地方变得怎么样了。父亲悠然神往的样子，让我这个做儿子的难免自责。

年届知天命的我，对父亲的怀旧情结深有体会，对年轻时流血流汗的地方，总是怀有深深的感情。我10多岁时，在江西丰城的洛市进炭棚，几次差点死在井下。30多年过去，大难不死的我，有着和父亲一样深切的怀旧感受，总想去昔日挥洒血汗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听了父亲的念叨，我决定陪父亲旧地重游。

4年前的国庆节期间，我让儿子开车，陪着父亲奔赴铜鼓，以了老人的心愿。车进入铜鼓境内，父亲就异常开心。当年的三都公社，早已改为三都镇了。当年的槽下大队，也早已改为槽下村。我们到达三都镇政府大院里，正好遇到一位值班的镇领导，听说我们从萍乡赶过来旧地寻梦，去看当年筑路的地方，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打电话给槽下村村委会的干部，交代他们妥善安排。

我们赶往父亲当年筑路的地方，我交代儿子，车开慢点，让老人寻找旧时的记忆。父亲一路指点，说当年在哪里筑路，在哪里住宿，哪里是红军的旧居，一切的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父亲给我们讲起了当年住宿的老屋里发生的革命故事。他们驻扎的老屋，原先是红军当年的驻地，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有一个晚上，红军驻地被敌人包围，老屋里牺牲了很多红军。父亲他们驻扎在这老屋的时候，离那风雨飘摇的年代已远，但墙上的弹孔，像一张张无声的口，诉说那革命年代的风云。

父亲在故事里成长。我们兄妹这一代，在故事里前行。

槽下村的干部们很热情，早早在村委会大门外迎接，向我们介绍村里的变化，陪着父亲踏访每一个旧址。

沿着当年筑路的山冲里走一程，眼前看到的，早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父亲很是感慨，在欣慰中带着淡淡的惆怅。游罢旧地，谢绝了槽下村干部们的热情挽留，父亲说还想去当年毛主席避险的地方看一看。

90多年前的秋天，举行秋收起义前，毛主席从安源返回铜鼓，为开天辟地的伟业奔走，在铜鼓的一个山头，被地方保安团抓住了。毛主席机智脱险后的那个山头，成了父亲心里的圣地，他想带我和我的儿子去走走当年毛主席走过的路。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父亲，总是盼望已经走出了故土的儿孙们，记得回家的路。就像他自己，离开铜鼓半个多世纪了，还心心念念地要回去看一看、走一走。

铜鼓旧地重游后，父亲便不再念叨了。我觉得作为儿子，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这些年，父亲惦念哪里，我就尽力陪父亲去哪里。我陪父亲去过温州，让他看看他的儿女们当年打工的地方；陪父亲去过武夷山、桂林、杭州，让他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陪父亲去过武汉，了却他想在长江大桥上走一走的心愿；陪父亲去了青岛、大连，满足了老人坐飞机、乘上万吨邮轮的愿望。这次，我又陪父亲畅游三峡，让老人看看祖国的伟大工程。

父亲走过了祖国的很多地方，却终生没有走出桃源，没有离开故土。他心里有一个永永远远的桃花源，一个他躬耕了一辈子的乐园。

父亲的故土，在赣西的一个小山村，小城萍乡向北40多里，冬茅之源的东源乡桃源村。这里四面的青山环抱，点缀着零星的村落，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穿村而过。河的两岸，种满了桃树。每到春天，河两岸盛开的桃花，成了这个山村中最亮丽的风景。

小山村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小桃源。据族谱记载，先祖是周敦颐的后世子孙，因躲避战乱，从鄱阳湖边一路辗转迁徙，流落到吉安，再辗转到宜春，最后发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山冲，仿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于是停下脚步，择址定居了下来，并给山村取了“小桃源”这个颇具诗意的名字。

在旧时的记忆里，东源是个偏远、贫穷、闭塞的地方。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儿时的记忆中，每年寒露，家乡的油茶开山采摘，满山都是生产队里摘茶籽的队员。小小的我，跟着父亲满山跑。父亲在树上摘茶籽，我便在树下采野果。那时生产队里摘茶籽有严格的规定，寒露摘哪几座山的、霜降摘哪几座山的，每年都是按旧规进行，不能乱来。向阳的山，阳光充足，茶籽爆裂得早，所以寒露的时候就开始采摘。背阴的山，茶籽生长缓慢，便留到霜降后再摘。每个队员上山摘茶籽，也是有要求的，不能“打花山”，不能挑挂果多的树抢摘，必须一排一排树摘干净，摘完一排树，才能开始摘下一排。茶籽按斤计分，好劣兼收，确保人人公平赚工分。工分的多少，就看各人的“手艺”。父亲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是生产队里赚工分最多的人。

苦难的岁月里也有甜美的生活。大人们在山上摘茶籽、唱山歌，你唱《十月望郎》，他唱《十把扇子》，带着赣西采茶戏韵的山歌飞出很远，山谷里尽是欢乐。我们小孩的世界格外精彩，我们在树底下打个洞，从地里刨几个红薯放在洞中，捡些枯死的老树枝，在洞里烧起了火。等到父亲摘满了一箩茶籽，洞里便飘起了煨红薯的香味。山林间，有很多的野果，有一种叫“洋冬瓣”的野果，熟透了，便红得发紫，咬一口，酸酸甜甜，那饱满的果汁，把我们一群小伙伴的脸染得像戏里的关老爷。

家乡高高低低的山，都种满了油茶树。每年霜降后，茶籽摘完了，堆在生产队的几个大晒场上，像几座小山。茶籽晒干了，去了壳，便到了榨油的时候。每年生产队榨油，像过节一样让人心花怒放。大人们在榨油坊里“斗本”，他们凑钱买来一头羊，在榨油坊里杀了，用现榨的茶油炒成几大盆，围坐一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们一群小屁孩，便在烘灶炉里煨红薯，煨熟的红薯淋上刚榨的茶油，那个香呀，几十年过去了，仿佛咂咂嘴还能感觉到直透灵魂的香味。

100多人的一个生产队，能榨8000多斤茶油。茶油按人头分，分给每个人的，却都只有固定的6斤。那时我们家里7口人吃饭，每年能分到42斤茶油，为了筹备一点买盐、买煤油和其他人情来往的开支，父亲总要卖掉一些茶油，剩下几斤用陶瓷坛装着，留到客人来了炒菜。自己常年是不敢奢望吃上油的，菜里常常没有几点油星。

时光推移，日子红火，家里油满缸、酒满坛、粮满仓。生活甜起来的父亲，便想着走出桃源，去看看山外的世界。走出桃源的父亲，心里永远装着他那个厚重的家，那个最美的桃源。

（编辑：李锡念）

来源：萍乡日报 东源乡